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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生活史：出版史学研究新视阈

发布时间：2017-04-25 16: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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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史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它的边界是相对开放的，其研究领域吸引着历史学、文学、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等众多学科的学者不断加入。历史与出版史有着天然的“亲子关系”，社会史、教育史、文化史、经济史与出版史有着难以割舍的“手足情谊”，这些学科的理论养分能够为出版史所用。生活史是当今国际学术界一种比较前沿的研究视角，在教育史和社会史领域运用得比较充分；而在出版史领域中，虽然有少量的文献曾对此有所涉及，但深度和广度及学理的自觉性都还远远不够。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将生活史引入到出版史学中来，以期对拓展当前的出版史研究领域、丰富出版史研究方法有所助益。
一、出版生活史的缘起及界定
出版生活史既是一种研究视角，也是一种研究方法，同时还是一种史学理论。生活史是出版生活史的主要学术源头，要想了解出版生活史，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生活史及其研究进展。
生活史的概念来自西方，最初运用于文化人类学中。早在20世纪初，西方的人类学家就尝试进行生活史方面的研究。这一研究方法后来被引入社会学领域。中国近现代史学产生于20世纪初，明显受到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当前，“生活史”在全世界也包括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与视角，不断吸引着社会史、教育史、文化史、文学史等领域学者的加入，产生了一批较有影响的成果。仅最近20年中，国内就涌现出了一批有分量又各具特色的研究专著（含部分译著）。
在国内这些有关生活史研究的成果中，相当一部分关涉学者文人、编辑记者、出版家，它们间接或直接构成了我们今天出版生活史的一部分。这些成果构成了我们出版生活史研究的“前史”和重要学术资源，但它们只有少数篇目是自觉运用生活史的方法来探究出版人的日常生活。因此，本文提出“出版生活史”的概念，提倡进行“自觉的”“跨学科的”、以“生活史”为理论工具和研究视角的出版生活史研究，仍是十分必要的，有其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
出版生活史是什么呢？本文认为，出版生活史是指一切与出版生活有关的历史，它的核心是出版从业人员以及与出版关系密切的人群的日常生活史，主要研究出版人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休闲娱乐等精神生活以及人际交往生活。我们这里所谓“出版人”既包括那些著名的出版家、编辑家、发行家，也包括为数众多的普通编辑、校对、发行人员、店员，以及其他从事出版工作的一般职工。只是历史上这些普通出版人留下来的资料比较难以搜集到。他们才更应当引起出版生活史研究者的特别关注。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出版生活史的研究内容虽然面很宽，内容很繁杂，但主要可归纳为日常生活的经济（物质）和交往（精神）两个方面。而出版人休闲娱乐方面的也属精神生活的内容，当是题中应有之意，同样值得关注。
（一）出版人的经济生活
日常生活的一个主要内容是个体的经济生活，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出版人的经济生活主要围绕日常生活资料的获取而展开，其经济地位、收入状况、生活方式等均是出版人经济生活史的研究范畴。
人才是出版企业的竞争关键，所谓人力资本是核心竞争力在这里体现得尤其充分。而人既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精神的激励和物质的满足往往同样重要。我国近现代出版企业尤其是一些大书局，或者经营得法、效益良好的中等书局，对人才是很有吸引力的，一大批杰出出版人在出版的热土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也取得了较高的社会声望。书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盛况？
笔者认为，除了思想文化的维度，我们还可以从出版人经济生活史的维度来考察，当时较为丰厚的职业收入（主要是大书局）对出版人而言有着较大的吸引力，对于出版人职业化程度的提升起到了关键作用。对于上述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深入搜集、整理与研究近现代出版人经济生活史的相关文献或口述资料来进一步加以探究。此外，近现代出版人经济生活史的其他方面，如福利制度、培训制度、投稿制度等，它们是怎样的一种存在状态？对出版人和出版企业有着怎么的影响？这都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
（二）出版人的交往生活
质而言之，无交往无社会，无交往无个人。出版人作为一种具有独特文化标签的群体出现，出版企业作为一种有别于其他产业的文化色彩浓厚的组织出现，都离不开出版人在与其他个人或群体的交往过程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自我及出版行业的逐步认知与建构。
从“交往论”出发，出版人、出版业之所以分别作为独特的文化群体和文化组织而出现，主要是由出版人与包括出版人在内的众多个人以及群体之间的交往；出版制度或结构虽然强大，但作为个体的出版人在微观层面的日常生活交往中对出版制度或结构也是有能动作用的。而出版人的交际生活史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出版人与出版人之间的交往，出版人与外部群体之间的交往。大多数时候，这种交往是混杂而非单一的。
1.出版人与出版人之间的交往
出版人与出版人之间的交往，在企业层面体现为一种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在出版人群体层面体现为一种关系网。（1）企业层面的竞争与合作关系。通过搜集、整理与研究出版人交际生活史的相关史料，对近现代出版市场的格局、出版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状态等进行考察，是出版人交际生活史研究工作的基本内容。（2）出版人群体层面的关系网。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的研究，从生活史视角来探究出版人之间、出版人与社会上其他人士之间的交际应酬，不仅仅是正史之佐料，闲暇之谈资。
2.出版人与外部群体或个人之间的交往
这一点上面已有所涉及。实际上，出版人与外部群体或个人之间的交往，更主要的还是体现为一种权势网络关系。近现代出版人在发行策略上既注重在全国主要城市铺设发行网络，同时也注重与政界、学界等各界的权势人物保持密切联系。编辑工作是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作为对作者依赖度极高的编辑行当，人脉资源显得格外重要。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编辑的艺术就是交朋友的艺术，选题策划与运作的艺术就是与优秀作者沟通和交流的艺术。
（三）出版人的休闲娱乐
我们过去研究出版史、出版人基本不怎么涉及休闲娱乐方面，主要聚焦于编辑出版工作或活动本身。有人说，一个人一生成就大小，往往取决于他八小时以外的时间如何分配；看一个人做人的品位和境界的高低，往往看他的休闲娱乐方式。研究出版人的休闲娱乐，其意义实际上与他的出版活动、事业追求、人生理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国时期，一些同人刊物、同人书店，同事多是“同仁”关系，事业追求一致，理想目标相同，甚至个人生活情趣、业务爱好、休闲娱乐的方式也趋同或者相近。那个时代的商务人、中华人、大东人、北新人等，特别是一些优秀的出版家、编辑家、发行家，乃至普通的出版工作者，其业务生活、休闲娱乐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一旦研究的视角有所转变，研究的领域有所拓展，资料的发掘和运用就会有所不同。
二、出版生活史的研究意义
（一）出版生活史能够促进出版史学研究的创新与发展
检视近些年来中国出版史的研究成果，我们注意到该领域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也还存在明显不足。从更宏观一点的视野来看，中国出版史研究古代部分与近现代部分存在的问题有所不同。古代出版史的研究有一个正本清源、回归或寻找本位的问题；近现代出版史则需要进一步转换研究范式，更新研究方法，拓展研究视野和学术领域。我们倡导的出版生活史研究，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范围理当更有发展的空间和有利条件。
关于中国古代出版史，可说至今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除了严格意义的出版史料十分欠缺，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正本清源、回归出版本位的工作做得不够好。这两个方面其实又是有内在联系的。厘清出版概念，弄明白出版史研究什么、不研究什么，在中国古代出版史研究中仍旧是一个问题。出版史要研究什么很重要，弄清它不研究什么也同样重要。一些中国出版史的古代部分，更像是文献史，或者是哲学史、文学史等的杂糅，充其量是书籍史。这与古代出版史料很难搜集有关，也体现了出版史学的不成熟。
古代出版史研究必须回归出版概念的本位，紧扣出版概念的内涵，不轻易超出出版概念的外延，始终围绕出版物是如何编辑、如何复制、如何向公众传播的来进行研究。
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实现学术范式的转换、研究范围的拓展。从生活史视角研究中国出版史，虽然既涉及古代，也涉及近现代，但重点无疑是在后面。无论是近现代出版史本身富含的生活史内容，还是对当今出版的昭示意义，我们都应更加关注晚清民国以降的出版生活史研究。
（二）出版生活史研究是对当今国际出版史学界学术思潮的呼应
“西方史学界正在发生着一个转向，新文化史、微观史、大众文化史研究的发展便是这个转向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中间，新文化史与出版史关系尤为密切。“新文化史从1980年代以来渐成气候，加入这个阵营的学者们把普通人作为他们研究的主要对象，同时他们也从过去现代化理论流行时代的社会科学和科学方法，转向讲究叙事和细节的人文的历史学方法。虽然大事件的研究仍然是许多历史学家的研究中心，但在此大背景下，一些新课题如日常生活、物质文化、性别、身体、记忆、语言、大众文化等得到明显的发展。”这样一种世界性的史学思潮在西方已经深入出版史和与之相关的印刷史、书籍史、传播史等领域。
西方出版史学界的研究，包括对中国出版史的研究，一个明显的发展趋势是由传统的侧重印刷史向经济史、社会史角度的研究转化，微观化、生活化也成为其重要的呈现方式。
我们倡导出版生活史研究，无疑是顺应了国际出版史学的这种潮流。加强出版生活史的研究，可以丰富生活史的内容，拓展生活史的空间，同时也有利于人们了解普通人关于出版的生活，有利于更好地了解出版家、编辑家们出版活动以外的日常生活及其意义。
三、出版生活史的研究如何展开
（一）坚持问题导向
一般来说，历史研究中主要存在着两种范式：“叙述史学”和“问题史学”。前者注重让史料自己说话，后者注重对史料提问，它们的本质区别在于如何看待历史研究者与史料之间的关系。“问题史学”或者“参与史学”的内涵，对于我们开展出版生活史研究不乏启示。
我们应该明确，出版生活史的研究目的不是单纯地研究出版人的种种生活状态，而是要研究出版人的衣食住行、人际交往、娱乐休闲等生活状态与他们的个人成就感、职业认同感、出版思想、经营理念等心理认知之间有何因果联系。（2）问题意识应该贯穿研究过程始终。“问题史学”将历史研究者置于主导地位，认为研究者应该紧紧围绕问题，能动地选择、分析和组织史料，创制“研究对象”，回答研究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开展出版生活史研究时，要充分彰显研究者的主体性，在出版生活史料的选择、分析和组织上要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创造性地开展研究工作。
“问题史学”虽然将史料置于从属地位，但并不意味着该派学者不重视史料，纯然是“六经注我”。他们只是认为史料并不能提供现成的结论，研究者应该对史料发问；而对史料进行搜集、整理和考证仍然是史学研究最为基础的工作。当然，凡事有度，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也要避免出现“过度解读”，应该遵循“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的原则。
（二）深入挖掘出版史料
媒介融合时代，我们在史料的获取方面要比前辈学人便利太多，我们在开展出版生活史的研究工作时，带着问题意识，既要将传统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证工作做扎实，同时也要合理利用相关数据库和网络资源，并将两种方式有机结合，从散落的文献中寻找原始材料。
在涉及出版人的相关文献中，自觉地以“生活史”为主题的比较少见，多数都是处于一种“不自觉”或“无意识”的状态。若从出版生活史的角度重新爬梳，这些日记中有关其人际交往、休闲娱乐、经济活动等内容，就会焕发出新的光彩，创造出新的价值，带给我们新的惊喜。
出版生活史研究更需要在以前我们关注不够、发掘不够的资料中下功夫。出版生活史研究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出版活动的主体——人（个体）的身上。出版人的个人生活史现有资料的开发是远远不够的。有关日记、书信、回忆录之类的文字资料有一个重新发现、推陈出新的问题；在出版生活史研究中，国内出版学术界还极少运用田野调查资料，这方面西方学者走在了前面；至于个人档案的利用，还存在着很大的发掘空间。
出版生活史料还可以特别关注出版机构自办的连续性内部资料。中国现代出版史上一些大小书局大多刊行过自己的内部连续性、资料性出版物，尽力搜罗，作为研究出版生活史的资料库当大有可为。
（三）汲取多学科的理论养分
我们在开展出版生活史研究的过程中，还应当尽可能合理借鉴和汲取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的理论养分，融合贯通，相互生发。出版生活史研究首先必须遵循史学的共同规律，遵循生活史研究的一般原则，同时结合出版领域的实际，努力深化与拓展，形成自己的领地与特色。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如考证法、文献分析法、历史模拟法、口述史方法等仍旧是十分有用的；而现代西方史学中的微观史学、新文化史、心态史等理论与方法，都可以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借鉴。
在社会学领域，现象社会学的理论可以为我所用。现象社会学流派强调日常生活中的交往对于建构个人、群体和社会的重要性。现象社会学给我们的启示是出版制度或结构的客观性无论如何巨大，对出版人影响无论如何强大，它们仍然是由出版人在日常生活世界的一次次交往中逐步建构起来的，是出版人主观交往活动的客观化结果。
此外，传播学中的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理论、方法与技术等都有可资借鉴之处；其他学科中的诸如个案分析法、心理分析法、计量分析法、类比研究法等，也都有用武之地。当然，方法只是手段，出版生活史的价值还在内容，在于能够提供以往的出版史研究所没有的东西。生活连着社会，生活连着文化，生活连着思想，出版生活史的丰厚与深刻正在于此。
综上所述，生活史作为当前较为前沿的研究视角，在教育史、社会史等领域得到了较充分的运用与展开，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史领域的生活史研究要形成气候则尚待时日。笔者希望通过这篇尝试性的论文引起出版史研究者对生活史的关注。
出版生活史是研究一切与出版生活相关的历史，它的核心范畴是出版人以及与出版活动关系密切人群的经济生活史和交往生活史。从学科属性来说，出版生活史属于出版学三大板块之一的出版史的领域；出版学自身是一门尚处于成长期的学科，开放学科边界能够更好地促进学科发展与完善。因此，我们提倡将生活史引入到出版史学研究中来，目的在于汲取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传播学等领域中的相关理论，促进出版史研究领域、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与发展，进而对出版学的学科体系建设有所助益。
出版生活史研究的时间维度是双向的：既从古至今，也由今至古。“各时代的统一性是如此紧密，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对于当下出版行业转型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出版人才队伍建设与培养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带着问题意识考察近现代出版人生活史找到一些有价值的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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