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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时代，传播学、出版学研究范式的转向：以新媒介赋权与反赋权的论域
发布时间：2017-04-25 16:28:00
讲座回顾：
时间：2017年4月20日上午9:30
地点：编辑出版研究中心实验室
主讲人：师曾志
主题：移动互联网时代，传播学、出版学研究范式的转向：以新媒介赋权与反赋权的论域
师曾志，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公共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发起人。研究领域包括媒介社会学、媒介文化与公共领域、新媒介赋权及公民社会。
4月20日，编辑出版研究中心的实验室，迎来一位北大教授——师曾志。借用编辑出版研究中心李频老师的介绍，师曾志老师是出版理论研究转型最成功的学者之一。师老师由出版研究转型到传播研究，又转到社会研究，当天为我们编辑出版研究中心的师生带来了一场学术盛宴。
这场学术盛宴始于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蔡翔和师老师对北大肖东发教授的怀念，肖东发老师是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著名编辑出版学家、图书馆学家，2016年4月15日于海南病逝。两位老师均和肖老教授有着深刻的师生情谊，并以此为纽带，促发中传和北大的编辑出版专业的学术交流。师曾志老师简短的开场白后，便以一张图片开始了我们的讲座。
（美籍韩裔艺术家白南淮作品：《相看两不厌》)
这个作品告诉我们在传播的整个过程中，不是直线型的，简单的想象的东西，在电视里反映出来的只是这个佛像的正面，并不是360°无死角的图像，背后则是摄像机具有的选择权力决定的。这就启示我们传媒也是如此，报道是具有选择性的，包括出版，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对于研究者来说最应重视的是背后的权力。在做出版研究或是传播学研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出版就是权力，传播就是权力。只有放在这个视野，研究者则可以看到出版需要跟当代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相结合，要跟当代的学术思潮相结合，也要跟当代社会文化的发展，人类的思想观念以及整个的人类社会的变迁相结合，而不是单纯在出版系统或行业中看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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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技术（媒介、权力）本质的追问
简单解析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
对技术如何去看，也就是对媒介如何去看，这种媒介的研究其背后的本质都可归结于对技术的追问。海德格尔曾写过一篇文章《技术的追问》，很多人会问对技术的追问到底是针对技术本身还是技术的本质，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海德格尔在文中最重要的点就是把技术的本身和技术的本质做了一个划分，技术本身是作为一种工具存在的，它同时也是人的行为。而他在谈到技术的本质时提到了很多关键词，如促逼、摆置、订造、持存、座架，这些概念都是海德格尔自己创造出来用于表达自己观点的可以被人所理解的词语。
1.技术本身与技术本质
技术本身是一种工具，强调一种人的行为
技术本质是一种解蔽方式，关于它需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概念：促逼（技术的整个发展是人的行为不断推动的）—摆置（人或组织的利益或诉求聚合形成的超出自然的东西）—订造（落实） — 持存（持存物）—座架（意味着对那种摆置的聚集，这种摆置摆置着人，也即促逼着人，使人以订造方式把现实当作持存物来解蔽）。
2.技术本质的呈现
“一方面，座架促逼人那种订造的疯狂中，此种订造伪装着每一种对解蔽之居有事件的洞识，并因而从根本上危害着与真理之本质的关联。另一方面，座架自行发生于允诺者让人持存于其中，使人成为被使用者，用于真理之本质的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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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介赋权与反赋权
新媒介赋权研究中关注问题：新媒介研究中如何由权利到权力，再回到权利？师老师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公众舆论推动国家政策的变化。关于雾霾天是否放假的问题，因当时媒体与官方的口径不一，公众舆论与话语传播的力量最终影响了这一问题的结果，严重雾霾时放假。由此可见，公众言论自由的权利影响着官方制定相关政策的权力，而公众便享受这一政策带来的权利，实现了“权利—权力—权利”的轮回。
接着关于新媒介赋权与反赋权研究中，师老师向大家分享了她的四个观点。
1.互联网是人心与脑的延伸，它是巨大的意识形态包。
2.传播即权力。在传播中，语言、符号、文本都会带来很多差异，例如，做出版时，语言如何表达，运用什么符号，从而影响着你会吸引怎样的读者群。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如此火热是谁造成的呢？师老师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现如今90后已经进入社会形成一股强大的组织力量，尤其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群体，舆论在多元主体参与的情况下，主流社会以及主流群体集体推动造成的。所以说，传播即权力，传播背后是各种权力的博弈与搏杀。
3.速度即改变。互联网传播与传统传播是有很大不同，尤其表现在互联网传播几乎可以将行动与表达同时表现出来。传播的速度越快，交互的速度就越快，从而人的行为和态度会在交互的过程中发生很大改变，因此现代传播中，自我传播尤其重要，同时也包括群体传播、社会传播这些因兴趣自发形成或是社会组织力量聚合而带来的权利，这便是社会赋权，而社会赋权久而久之终会转换为组织赋权，速度会影响组织政策的改变与制定。
4.语言即世界；即社会；即权力。现代出版一定要和社会结合，如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通过做公益，以出版《圣经》与社会做了一种连接和赋权，主动推进，运用新媒体的渠道力量，建立社会形象与社会身份。总之，公益是社会传播的很好途径。
（图为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2012年一亿册圣经庆典活动图）
此外，师老师还分享到，在现代传播中，要充分发挥主动性，注重新媒介赋权与反赋权过程中的主体间性、文化间性、话语间性，同时也要注意沟通理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总之，新媒介消融了原有社会结构中个体、群体、组织等的边界，在承认个体情感、意识、差异、意志等基础上，社会关系在跨越时空交往中解构与重构，为社会成员提供了获取信息、表达思想和行动改变的可能性，并重新形构着国家与社会、个人与社会、个体自我之间的关系。
(赋权与反赋权的相互作用力：流动性、过程性、动态性、结构与非结构性与参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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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出版研究需关注的几个问题
1.互联网时代知识本身的“虚”与实践的“实”
所谓的“实”“真”“是”是在“虚”“假”“非”中不断变幻抵达的。“实”强调的是准确无误，而“虚”强调的是少简单判断与批判，拥有持续自我纠偏的能力。实与虚在实践与行动中不间断地变换与转化，并在行动中不断取得各方资源方的承许，实现新媒介赋权，在聚合行动中满足各方利益的需要。
2.社群和人格。社群平台的运行蕴含着极大的能量与爆发力。随着用户量的增长，梅特卡夫定律 (Metcalfe's Law)成为现实。梅特卡夫定律指的是：网络的价值与联网的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网络连接与协作的节点越多，价值的产生也就越大。话语权力构建的基础是用户产生价值和社会资本。
3.诚恳、真诚是话语解构的良药。话语的背后是人的历史、体验、经历、地位、位置、权力等，话语实践就是其建构的话语权力、体制、机制等博弈的过程。
4.注意区分几组关系：权利与权力、局部与整体、时间与空间、偶然与必然、确定与失控、还原论与涌现、个体与总体、连接与相续、理论与实践。
通过师老师的讲座，让我们认识到，传播学、出版学的未来和已来。互联网时代表达与对话之中，意义将顽强回归。意义只有在自我与规范的矛盾竞争关系中寻找才能体现出更大的思想力量与价值。“真理的分析”只是意义的一个部分，同时无法不正视对自我确证与永不停歇卷入与参与的力量，只有在这两者关系的张力中，思想才能真正成为诊断工具，反思性的思维方式才可能建立起来，对当下时刻意义的揭示方能体现出其历史意义。现在所有这一切最为急迫的是，我们要回到“为学与做人”的原点，它是所有力量与权力的源泉活水。
参考文献（书目）
1.[德]马丁·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
2.[德]马丁·海德格尔，《科学与沉思》.
3.师曾志，金锦萍，《新媒介赋权: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演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4.汪民安，《福柯的界限》，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6.措尼仁波切，《爱与微细身》，台湾：众生出版社，2015.
7.[加]赫伯特·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8.[加]罗伯特·洛根，《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9.[意]吉奥乔·阿甘本，《牲人：主权权力与赤裸生命》，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10.[意]吉奥乔·阿甘本，《火与故事》，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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